杜威 |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功能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0.20-1952.6.1），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与皮尔士、詹姆斯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视为是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图源：Wikipedia]（相关阅读：民主伦理学；我的教育信条）

专题导言
本次“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的编选意在表明，在帕森斯截断众流的理论综合与布鲁默学科化的符号互动论成型之前，美国自身孕育出了一批具有总体性问题意识和文明关怀的社会思想家。“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被他们具体转化为：在达尔文造就的新的自然人性图景之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精神与道德意涵的民主秩序。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体到民主，是贯穿本次专题文章的核心线索。
在美国进步时代开启的历史背景下，约翰·杜威的《民主伦理学》一文提示出了美国社会思想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既充分解放个体力量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共同体式的民主生活。威廉·詹姆斯在《伟人及其环境》中通过与斯宾塞和达尔文进行对话，寻找到一条既承认自然人性又追求社会秩序的解释道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此找到了具体方向。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头几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则是具体运用了詹姆斯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路线，同时还将美国社会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来规范一个近乎自然状态的移民社会。库利和杜威进一步表明，“社会控制”并非纯粹外在于个体的，它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条件，经过一个复杂的行动机制而得以形成，而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社会化”或“教化”的过程。米德的社会学思想则更加理论化地表明，社会控制和民主秩序形成于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社会与民主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个互动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帕克的文章不仅证明了米德的思想洞见已为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共享，而且还更加经验性地表现出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的构成时始终参照和对话着“自然”，而非是简单将社会与自然截然对立。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如何基于自然人性和生命经验而对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个体、社会、国家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理解，从而集中表达了美国早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
希望本专题的编排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把握美国社会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尤其是看到现代美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理解和处理；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美国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的不同历史源流与内在构成。

摘要
青少年态度和性情的发展对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可能依靠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递，而必须通过环境的媒介来实现。环境的构成，包括一个生物进行其特有的活动时涉及的所有条件。社会环境的构成包括同类成员的所有活动，而这些活动与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活动的开展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真正的教育效果，在于个体对某个共同联合活动的共享或参与达到何种程度。通过共享联合活动，个体就把推动这个活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对这个活动的方式和题材也了然于心，并获得了所需的技能，从而分享了这个活动的情感精神。
随着青少年逐渐参与他们所属的各种群体的活动，他们的性情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了更为深层和隐秘的教育层面的塑造。然而，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提供特定的社会环境来培养未成熟者的各种才能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这个特定环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功能：精简和安排人们期许其发展的那种性情的各种要素；把现行的社会习俗净化和理想化；营造一个更为广大、更为平衡的环境。假如将原有环境留给年轻人自己去面对，他们很可能受到原有环境的影响。

1.环境的本性和意义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群体通过持续的自我更新来保持自身，而这种更新是通过群体中未成熟成员们在教育上的成长来实现的。通过各种无意的和设计好的中介，一个社会把没有经验的、看上去差别很大的人们转变成它自己的各种资源和理想的强有力的保管者。因此，教育既是抚育，也是教养或培养。所有这些词都表明，教育暗含着对成长的各种条件的关注。我们也会谈到栽培、培育、抚养等词，这些词体现出教育旨在涵盖的不同层次。从词源学上看，“教育”这个词恰恰是指引导或抚养的过程。当人们心中想到这个过程的结果时，他们是把教育当作塑造、构成和铸造这样的活动，即塑造出社会活动的标准形式。在本章中，我们考察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如何抚养未成熟的成员们，使他们融入其社会形式所采用的途径的一般特征。

既然人们所需要的是转化经验的品质，直至其分有（partake）通行于社会群体的各种兴趣、目标和理念，那么，问题显然不只是体力上的成形了。运用体力可以在空间中搬动、运送事物，但各种信念和抱负却不能以体力上的方式被抽出来或塞进去。那么，它们是如何被传播的呢？假设它们不可能直接地被传播或逐一加以灌输，关键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年轻人能用以吸取年长者的观点，或者使老一辈能以此让年轻人拥有和他们自己类似的心智。

通常说来，这一解答就是通过环境的作用，引起一定的反应。人们所需要的信念不能被硬塞进大脑里，所需要的态度也不能靠外观上的粉饰，但个体生存于其中的特殊的媒介会引导他去体会和感受这一个事物，而非那一个事物也会引导他做出某个计划，从而顺利地与他人一起行动。作为博得他人认同的一个条件，某些信念会被加强，而另一些信念则被削弱。因此，媒介使得他逐渐发展出一定的行为体系和行动倾向。“环境”（environment）、“媒介”（medium）这些词，不仅意谓环绕着个体的周围事物，更是指周围事物和个体本身各种积极的趋向之间特定的持续关系。当然，一个非生命体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也是持续的；但除了在比喻中，围绕着它的各种境况并不构成环境，因为无机物并不与施加于它的各种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东西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某种生物甚远，但它们甚至可以比有些近在咫尺的东西更真切地构成其环境，尤其是对人这个物种来说。如果一个人会随着某些东西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这些东西便是他真正的环境。因此，天文学家的活动就是随着他所注视或加以推测的星星而变化的。在他直接当下接触的诸多周围事物中，他的望远镜构成他最为息息相关的环境。对于一个博物学家来说，他的环境包含着他所关注的人类生活的久远时代，以及他以此与那个时代联系起来的遗迹、碑铭等等。

简言之，环境是由那些促进或妨碍、刺激或遏制一种生物特有的活动的条件构成的。水是鱼的环境，因为水对鱼的各种活动——对它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北极是一个极地探险者的重要的环境要素，这与他是否成功抵达北极无关，因为北极界定了他的各种活动，规定了这些活动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是因为生活所意指的不单纯是被动的存在物（假设有这样一种东西），更是一种行为方式，因此，环境或媒介便意味着作为有帮助的或破坏性的条件而参与这一活动的东西。

2.社会环境

如果一个人的各种活动与他人发生了关联，他便拥有了一个社会环境。他的所作所为及他所能实行的作为，取决于他人的期待、要求、认同和责难。一个与他人相关联的人在开展自己的活动时，不可能不把他人的活动纳入自己考虑的范围内，因为他人的活动是他实现自己的各种趋向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当他开展活动时，他激发起他人的活动；反之亦然，他人开展活动时，也会激发他的活动。如果可以设想我们有可能依照个体各种单独的行动来界定他的各种活动，那么，我们不妨试着想象一下：一个生意人做生意，自己买，自己卖。再者，一个制造商，无论是在账房里独自制定计划，还是在购买原材料或者销售成品，他在这些活动中都切实地受着社会的指引。那些与联合他人的行动相关的思维和感受，如同一目了然的合作行为或敌意行为一样，属于行为的社会模式。

环境是一种持续关系，社会环境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活动与他人关联时，人就拥有了一个社会环境。[图源：jianshu.com]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媒介如何教养其未成熟的成员们。要了解社会媒介是如何塑造各种外在的行动习惯的，没有多大的困难。甚至狗和马在与人有联系时也会改变它们的行动，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与人们有关系，于是养成了不同的习惯，人们是通过控制影响它们的自然刺激的方式来控制动物的；也就是说，是通过创造一定的环境来实现的。食料、嚼口和缰绳、呼喊声、马车都被用于引导马的各种自然的或本能的回应方式。通过持续不变的操作唤起一定的行为，由此，习惯也就形成了；这些习惯与最初的刺激一样，始终一贯地发挥作用。如果一只老鼠被放进迷宫里，而它只有按既定的顺序、经过一些既定的转弯才能找到食物，它的活动就会渐渐地被修正，一直到它在饥饿时，会习惯性地采取这条路线而非别的路线。

人的各种行动的修正也是类似的情况。被烧伤过的孩子恐惧火。如果家长安排这样的条件：每当孩子触摸某个特定的玩具时，就会被烫到。这个孩子将学会像避免接触火一样，自觉地躲避那个玩具。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只是可以称之为训练（training）的东西，它有别于有教育意义的教学。我们所考虑的变化都是外在行为上的，而不是有关行为的精神和情绪倾向方面的。然而，这种区别并不突出。我们可以设想，前面提到的那个孩子可能最后不只是对那个玩具，还会对与它相似的那一类玩具产生极端的厌恶感。在他忘记最初被烧伤那回事之后，可能仍然保留着那种厌恶感，之后甚至会编造某个理由来解释他那看似非理性的厌恶感。在一些情况下，借由改变环境来影响对行动的刺激，从而改变行动的外在习惯，这会改变行动中相关的精神倾向。但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一个人被训练去避开一个威胁性的打击，他学会了自觉的闪躲，但并不因此就有了相应的思维或情绪。因此，我们有必要发现训练和教育之间的某种差异。

下述事实也许可以提供一点提示：一匹马的活动服务于社会功用，但这匹马却并不真正参与它的行动的社会功用。有人通过给马一些利益，比如给它食料等等，使马从事其活动，从而利用马来获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但是，也许这匹马没有什么新的兴趣；它仍然只对食物有兴趣，而对服役不感兴趣。它不是一个共享的活动中的伙伴。假设它成为这个共同活动的参与者，它就会与别人一样，对活动的成果有同样的兴趣，也会分享他们的理念和情感。

现在，在很多情况（这样的情况不免太多了）下，一个未成熟的人只是为了获得各种有用的习惯而进行活动。他像动物一样被训练，而非作为人来受教育。他的本能仍然系于人们最初所由之而感到痛苦或愉悦的对象上。但是，为了获得快乐或避免失败的痛苦，他不得不以与他人保持一致的方式行事。在另一些情况下，他真正分担或参与到共同活动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原始冲动被修正了。他不只以与他人行动保持一致的方式行事，而且通过这样的行事方式，同样激励他人的理念和情感在他心中被唤醒了。举例来说，一个部落好战尚武，它所力求的成功和崇尚的成就，都是与战斗以及胜利相关的。有这样的媒介环境存在，就会激励出一个男孩子好斗的表现，首先是在游戏中，之后当他足够强壮时便会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如果他战斗，就获得认同和晋升；如果他回避，就会被嫌恶，被嘲笑，被排除在体面的认可之外。他原始的好战的趋向和情绪以牺牲其他趋向和情绪为代价而被加强了，他的观念转向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真正成为群体中得到认可的一员。因此，他的各种精神气质也逐渐被群体里的精神气质所同化。

如果我们简洁地陈述一下这个例子中所涉及的原则，就会发觉，社会媒介既不直接地灌输某些要求和观念，也不仅仅养成某种行动在纯粹的肌肉运动方面的习惯，比如“本能地”眨眼或躲避袭击。创造条件，从而激发某些外部可见的行为方式，这是第一步；使个体成为联合活动中的分担者或伙伴，让他意识到活动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活动的失败就是自己的失败，这才是最终步骤。他一旦为群体的情感态度所掌控，就会很敏锐地意识到群体所追求的那些特定目标，以及为获得成功所运用的手段。换句话说，他的各种信念和观念都会采用与群体中其他人的信念和观念相似的形式。他也会获取相当多同样的知识储备，因为这些知识正是他所从事的惯常事务的构成要素。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可以由一个人直接地传递给另一个人；而语言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是导致这种普通观念的主要原因。乍看起来，如果我们要向另一个人的心灵传达一个观念，必须做的几乎就是把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因此，传授知识几乎成了一个单纯的物理过程。然而，当我们分析语言的学习过程时，就会发现，这一过程可以证实刚才提出的原则。恐怕大多数人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诸如帽子的观念，孩子是通过像别人所做的那样使用帽子来获得的；通过用它罩住脑袋，把它给别人戴，出门时别人帮他把它戴上等等方式来获得帽子的观念的。有人也许会问：假如在言说或阅读中涉及希腊头盔的观念，而人们又没有直接使用过该种头盔，这种共享活动的原则如何行得通？同样地，当人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美洲大发现时，又存在什么共享活动？

既然语言常常成为学习很多东西的主要手段，那就来看看语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婴儿的学习，当然是从没有意义即不表达任何观念的纯粹的声音、声响和音调开始的。声音只是一种激发直接回应的刺激，其中一些声音具有安抚之效，另一些声音能把人吓一跳，如此等等。声音h-a-t（帽子）除非是与很多人参与的某个行动联系在一起而被说出来，否则，就如同巧克陶族的印第安人发出的某个声音，类似于口齿不清的咕哝声，仍然是无意义的。当母亲抱着婴儿出门时，她一边把一样东西戴在婴儿头上，一边说“帽子”。孩子的兴趣是自己被带领出去，母亲和孩子不仅在外在的身体上结伴出行，而且双方都关联在这趟外出中，两人都喜欢这趟外出。结合活动中的其他因素，“帽子”这个声音在孩子那里，就有了和在家长那里相同的意义；它成了它所参与的活动中的一个记号。语言由可被共同理解的声音构成，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与一种共享经历的关联。

简言之，实物“帽子”通过它以既定方式被使用而获得其意义，声音h-a-t（帽子）也完全按相同的方式获得了它的意义。实物“帽子”和声音h-a-t在孩子和成人那里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双方在共同经历中使用了它们。首先，实物和声音在一个联结的活动中，作为确立起孩子和成人之间积极联系的手段而被运用，这一事实确保它们以同样的方式被使用。由此萌发了相似的观念或意义，因为两个人作为伙伴参加一个行动，在这个行动中，一方的所作所为既依赖又影响了另一方的所作所为。如果两个原始人参与联合狩猎，其中某个信号，对发出这个信号的人意味着“向右侧移动”，而对听到这个信号的人意味着“向左侧移动”，他们显然无法一起顺利地进行狩猎。理解意味着，对双方来说，各种对象，包括声音，在一项共同事务中价值一致。

语言心理学指出语言的合作原则。说者和听者都对双方可能知道可能理解的东西有一个精确的预期，这依赖于二者需要共同知识。语言的意义和价值对双方一致。[图源：scbao.com]

在一项合作事业中，声音与一些被运用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从而具有意义。此后，它们可以被用于与其他类似的声音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正如它们所象征的那些事物结合起来一样。因此，一个孩子学习一组语词，比如希腊头盔，它起初是在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行动中被使用才获得意义的（或被理解的）。如今，它通过引发那些听到或读到这个语词的人，在脑海中想象希腊头盔在活动中被使用的场景而引出新的意义。目前，理解“希腊头盔”这个词的人，便和那些使用过这种头盔的人在精神上成了伙伴。凭借想象，他参与了一个共享活动。充分理解语词的完整意义，是不容易的。可能多数人的理解停留在“头盔”意指某个被称为希腊的民族曾戴过的一种古怪的头饰上。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运用语言传达和获取观念，是对“事物通过被使用于共享经历或联合行动中获得意义”这一原则的扩充和概括；语言的使用绝不会与这个原则相抵触。无论在公开的场合中，还是在想象的场合中，假如语词都没有作为要素进入一个共享的情景中，那么，它们只是作为纯粹的物理刺激发挥作用，而不具有意义或者理智上的价值。它们使活动按既定的惯例进行，然而活动并不伴有自觉的目的或意义。因此，举例来说，数学中的加号可以激发人们在一个数字下写上另一个数字，把它们叠加起来，但如果做演算的人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有什么意义，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一架自动机的行为。

3.社会媒介的教育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环境通过让不同的个体参与到能唤醒并强化某些冲动、具有某些目的、并要求承担某些后果的活动中，塑造出他们在行为中的精神倾向和情感倾向。一个在音乐世家成长起来的孩子，在音乐上的任何才能不可避免地受到激发；而且相对地说，比起其他冲动在别的环境中可能被唤起的情况，这些音乐才能受到更多的激发。除非他对音乐感兴趣，并有一定的才华，否则，他只能是个“局外人”，无法分享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生活。个体不可避免地要参与一些和他本身有关系的人们的生活；通过这些人，社会环境以不知不觉的、不带有任何既定目的的方式产生了教育性或构造性的影响。

在原始人和野蛮人的共同体中，这种直接参与（构成我们已经提及的间接的或附带的教育），对栽培年轻一代，让他们融入群体的习惯和信念之中，几乎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中，甚至对持续不断地受到学校教育的年轻人来说，直接参与也给予他们基础性的教养。根据群体的利益和事业，某些东西变成深受推崇的对象，另一些则被嫌弃。联合并不产生好恶的驱动力，但它提供人们好恶所指向的对象。一个群体或阶层的行事方式，常常决定人们对哪些对象的关注是合适的，因而也指示他们观察和记忆的方向与限度。陌生的或外来的东西（也就是外在于群体各种活动的），容易受到道德上的禁止和理智上的质疑。比如，人们似乎难以相信，他们熟知的事物过去并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关于这一点的解释，人们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先驱者们天生的智力不发达，而假定他们自己有与生俱来的出众的才智。但符合事实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并不要求他们注意那些事实，而要他们的心灵密切关注别的事物。诚如各种感官需要有感觉对象来刺激它们一样，人们观察、回忆和想象的能力并不会自发地运作起来，而是由当下社会事务确立起来的各种需求所调动。正是通过这些影响，行为倾向的主要结构得以形成，而这与学校教育并没有关联。自觉的、审慎的教学所能做的，至多是让由此形成的各种才能自由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充分地使用它们，清除它们的粗劣之处，提出丰富活动意义的各种目标。

由于“无意识的环境影响”微妙不定而又无处不在，因而它深深地影响着性格和心灵的每一个方面。这里论述的是它影响最为突出的若干方面。首先是语言习惯。言说的基本模式和大部分词汇是在平常的生活交往中形成的，而平常的生活交往不是作为教育指导的既定手段，而是作为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如我们常说的，小孩习得母语，由此形成的言说习惯可能会被自觉的教学所纠正和取代。但是，当不同的个体兴奋的时候，有目的地学会的言说模式往往隐匿不见了，恢复了真正原汁原味的土语。其次是举止风格。众所周知，范例比规条更有效力。就像人们所说的，好的举止风格来自好的教养。毋宁说，它就是好的教养；而教养是通过回应惯常刺激的惯常行动，而不是靠信息的传递而获得的。虽然自觉的纠正和指导永无休止地上演着，但环境氛围和精神最终仍是塑造举止风格的主要中介环节，而举止风格还只是道德中的次要成分。在主要的道德上，自觉的指导只有在与构成孩子的社会环境的那些人的一般“言谈举止”相一致的范围内，才可能是有效的。再次是好的品味和审美鉴赏。如果映人眼帘的总是一些形式高雅、色彩协调的对象，品味的水准自然会被提高。一个媚俗、杂乱、过分矫饰的环境会导致品味退化，就像贫瘠而荒芜的环境会浇灭对美的热望。在这种逆境下，自觉的教学除了传达关于别人所思所想的二手信息之外，起不了更多的作用。这样的品味决不会变成个人自发的，也不会对人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不过是用来提醒人们，那些为人景仰的人对此是怎么想的。价值判断的更深层标准是由个人通常参与的各种情境所构建起来的，这一点还不足以称得上是第四点，因为它不过是把上述几点融合起来而已。人们很少了解，他们对事物有无价值的有意识的评估，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标准。但大体上可以说，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以探询或反思的事物，恰恰决定了他们有意识的思维，决定了他们作为结论的东西；而那些处于反思水平以下的习俗，正是在和别人不断的往来交换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4.学校作为一个特定环境

上面论述的是一种不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在进行着的教育过程，其重要性在于引导人们发现，成人们若要自觉地控制未成熟者接受何种类型的教育，唯一的方法就是控制未成熟者的环境，即他们在其中行事，从而也在其中进行思索和感受的环境。人们从不直接地进行教育，而是通过环境间接地进行教育。人们允许各种偶然环境担当此任，与为此目的而规划各种环境，这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就涉及环境的教育影响来说，任何环境都具有偶然性，除非人们已经根据教育效果对它进行审慎的调整。明智的和不明智的家庭的差别，主要在选择家里通常的生活习惯和交往习惯时是不是基于它们对孩童发展的影响这种想法来进行，或者至少带有这种想法的色彩。当然，在这类旨在专门影响其成员的精神和道德倾向而被构建出来的环境中，学校仍然堪称典范。

粗略地说，一旦社会传统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大量社会积累被记录下来，以书面符号来传播时，学校便应运而生了。与口头符号相比，书面符号具有更多人为的，或者说约定俗成的性质，在与他人的偶然交往中，它们是无法被习得的。另外，书面形式倾向于挑选和记录相对来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东西。一代又一代人所积存下来的成果沉淀于此，尽管其中有些东西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要一个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自己领地以外和当前这代人以外的东西，它就必须仰仗既定的学校机构，以确保它所有的资源都能得到充分的传递。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但他们影响我们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日常经历的表面浮现出来的。同样，现在依然存在着空间上遥远的国家，如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事务。当然，在没有得到人们明确的陈述和关注的情况下，这种交互作用的本质是无法被理解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指望日常的各种联合能使年轻人明确了解遥远的自然能量和肉眼看不到的组织结构在我们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学校是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特定模式而被建立起来以处理这类事情的。

图为拉斐尔创作画作《雅典学院》（Scuola di Atene）。拉斐尔将古希腊、古罗马和作者所在时代意大利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荟萃一堂。[图源：Wikipedia]

与生活中普通的联合比较起来，这种模式的联合有三个功能非常特殊，值得注意。第一，一个复杂的文明，因为其过于复杂而无法被后人全部（in toto）吸收，因而它不得不被分解成各个部分，逐个地、循序渐进地、有层次地被吸收。众所周知，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如此之繁多，如此之错综复杂，以至于一个孩子就算被置于最有优势的位置，也无法轻易地参与到其中很多至关紧要的关系中去。如果不能参与进去，它们的意义就无法传递给他，也就无法成为他自身精神倾向的一部分。真可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商业、政治、艺术、科学、宗教，一时间都吵嚷着争相要求得到重视，结果将是混乱不堪，无所适从。我们称为学校的社会机关，其第一要职就是提供一个精简的环境。它确定一些青少年能作出回应的相当基本的特性，然后设定一个递进的次序，即运用先被习得的一些因素，作为循序渐进地洞见更复杂的东西的手段。

第二，学校环境的责任是尽可能清除现有环境中各种不足取的特性，以免影响孩子的精神气质。学校要确立一个纯净的活动环境。选择不仅旨在精简，也是为了清除不合适的东西。每个社会都会被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无用的东西及断然错误的东西所拖累。学校有责任把这些东西从它所提供的环境中清除出去，以便竭尽所能地抵消这些东西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通过挑选最优的东西留作专用，争取加强这种最优东西的势力。随着社会越来越开化，学校意识到它负责的不是传递和保有社会现有的全部成就，而只是传递和保有促使社会未来更美好的那部分内容。学校便是社会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构。

第三，学校环境的职能在于平衡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要素，保证让每个个体都有机会摆脱他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局限，进入具有更广阔环境的生活交际中。诸如“社会”和“共同体”这类词很可能误导人，因为它们容易使人们认为，每个单独的词都有一个单独的东西与之对应。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由许多松散地被联结起来的社群组成的，每个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们构成一个社群；村庄或街道里的玩伴群体是一个共同体；每个商业群体、每个俱乐部也都是如此。除了这些较为亲近的群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还有各种不同的种族、宗教教会和经济部门。虽然现代城市名义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比起早先时代整个大陆，却可能存在更多的共同体、更多不同的习俗、传统、理想和统治或控制的形式。

每个这样的群体都对其成员的积极倾向产生了发展性的影响。一个派别、一个俱乐部、一个帮伙、一个盗窃教唆犯的团体、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们，正如一个教会、一个工会、一个商业合伙集团或一个政党，都为参与他们的集体活动或共同联合活动的那些人提供了教育性的环境。它们中的每个都是联合的或共同体生活的模式，好比一个家庭、一个市镇或一个国家。也有一些共同体，它们的成员相互之间鲜有或压根儿没有直接接触，如艺术家协会、文人团体，遍布世界各地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因为拥有共同的目标，每位成员都通过知晓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而直接修正自己的活动。

古代群体的多样性大体上与地理状况有关。虽然存在着很多社会，但每个社会在自己的范围内是相对同质的。然而，随着商业、运输、通讯和移民事业的发展，拥有不同传统习俗的不同群体便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些国家，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正是这种情形，可能比任何别的缘由都更紧迫地需要教育机关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大致同质而平衡的环境。唯有如此，同一个政治体内因不同群体并存而产生的离心力才能被抵消掉。在学校里，种族不同、宗教不一和习俗各异的青少年混杂往来，为所有人创造了更为广大的新环境。与他们作为单独群体的成员所看到的东西比较起来，共同的教材让所有的人都习惯于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达到观念上的一致。美国公立学校的同化力量生动地证明了共同的和平衡的诉求所具有的效力。

学校还具备一种职能，即协调个体所参与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性情倾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譬如，在家庭里有一套规则通行；在街道上有另一套；在车间或商店，有第三套规则；在教会，则有第四套规则。一个人从其中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会受制于各种彼此抗衡的力量的牵引，从而陷入一种在不同场合对判断和情感具有不同的标准的危险中。这一危险要求学校具备并发挥稳固和整合力量的职能。

*本文选自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俞吾金、孔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上海一家幼儿托育园内正在举行的阅读启蒙活动。学校作为一种特定环境，使未成熟者在其中接受教育、得到成长。[图源：j.021east.com]

〇编辑：折宇  〇排版：饭团

〇审核：罗尼 / 书畅

【鸣谢】

专题策划人：杨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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